单元一:社会资本理论介绍
什麽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背景
「社会资本」是过去二十年全球各地备受关注的概念,亦广受不同界别政策制定者丶学者及实践者讨论及应用,当中包括:社会学 (e.g., Portes, 1998; Walters, 2002)丶经济学 (e.g., Dasgupta, 2005; Glaeser et al., 2002)丶公共卫生 (e.g., Kawachi et al., 2008; Villalonga-Olives et al., 2018)丶社会服务 (e.g., Castillo de Mesa et al., 2019) 及社区发展 (e.g., Halstead et al., 2022; Williams et al., 2022) 等。在19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D. Putnam, 1995; 2000) 先後出版名为《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 的书籍及相关文章,当中提及当时社会资本下降的现象,形容人们逐渐减少参与社交活动,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疏离及失去互信,以致出现社会孤立的处境,各种生活困难及社区问题也随之衍生。在此之後,各界对社会资本的讨论便更热烈。不同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 (World Bank)丶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均强调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消除贫穷丶社会持续发展及经济发展等议题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Grootaert, 1998;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9; Woolcock, 2001)。
不同的国际研究均指出社会资本为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Villalonga-Olives et al., 2018)丶社区福祉 (Greenberg et al., 2016)丶社会及经济发展 (Wallis et al., 2004)丶减轻贫困 (Zhang et al., 2017)丶抵抗灾祸 (Rapeli, 2018)丶环境保护 (Su et al., 2021) 及种族共融 (Hawes & Rocha, 2011) 等,带来正面的作用。而在过去的新冠疫情期间,多项研究亦指出社会资本有效协助社区共同抗疫,如防疫资讯的交流丶各项保护措施的实施丶维持社交距离,以及疫後的恢复 (e.g., Borgonovi & Andrieu, 2020; Pitas & Ehmer, 2020)。因此,世界各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均将发展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及实践策略,希望为社会带来长期和持续的影响。基金推动本港社会资本的发展如下图(图一)。
图一:社会资本发展的目标
社会资本的定义
综观不同的国际文献及研究,尽管学术界并未就社会资本提出划一的定义,某些定义已经被广泛引用。当中包括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丶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及林南 (Nan Lin) 所提出的定义(见下列社会资本主要理论部分)。根据世界银行丶不同学术研究结果及基金的计划推行经验,社会资本是指一些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互动质素和频率的制度丶关系和规范。社会资本亦包括社会规范(个人态度及社会价值观)丶网络和制度(图二)。
图二:社会资本的定义
社会资本主要理论
在学术界中,着名的社会资本理论学者主要包括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丶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及林南 (Nan Lin)。当中,皮埃尔·布迪厄丶詹姆斯·科尔曼及林南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而罗伯特·普特南则从社会层面出发。但四位学者的理论均提及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理论:资本理论 (Theory of Capital)
皮埃尔·布迪厄 (Bourdieu, 1977, 1986, 1990) 的主要研究范畴是有关社会阶级丶地位及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当中涉及三项不同形式的资本,包括经济丶文化及社会资本。在布迪厄看来,阶级再生产不仅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亦可以透过社会阶级互动关系(即社会资本)及文化知识(即文化资本)的传承过程来分析阐明 (Bourdieu, 1986;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根据布迪厄的说法,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人们对共同制度的熟悉程度和认可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Bourdieu, 1986, p. 249)。布迪厄指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网络连系的规模和所拥有的经济或文化资本 (Bourdieu, 1986)。布迪厄 (Bourdieu, 1984) 亦指出,文化资本在不同群体中有不同分布,与阶级差异直接有关。当中,布迪厄 (Bourdieu, 1977, 1986, 1990) 和克鲁克 (Crook, 1997) 都表示教育可以影响文化实践,通过正规及非正规(例如父母的教导)教育,不同阶级人士获得不同类型及层次的文化资本。例如:上大学的人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古典音乐;支配阶级能够将其文化资本(例如高级举止和生活方式)传递给子女等。通过此文化资本的传递,社会的阶级关系(即社会资本)得以再生产,其经济资本亦能得以维系。
有些学者 (Alexander, 1996; Jenkins, 1992) 认为,布迪厄的理论是还原主义 (Reductionism),因为它把经济资本视作所有其他资本的最终来源和交换形式。另外,戈德索普 (Goldthorpe, 1996) 亦指出布迪厄把人类所有行为都归因于利益关系。施华兹 (Schuller, 2001, p. 12) 指出此导向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这种导向下,所有社会资本的累积最终都会造成社会阶级化与不平等。
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的理论: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
科尔曼 (Coleman, 1988, 1990) 与布迪厄的理论相似,也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个人资产和集体资源。但与布迪厄不同的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模式,并在特定环境中促进个体活动,从而获得利益 (Coleman, 1990)。而人们为了能在活动中获利,便会透过彼此互动,进行资源交换和转移。这些互动的社会关系便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础。
此外,社会资本还具有生产性,即社会资本具有明确的工具性目的 (Instrumental purpose),个人可运用社会资本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因此,社会资本必然在社会出现,并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正如科尔曼所言,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资源,包括人际关系和机构联系(例如家庭丶学校丶工作和社区环境)。人们通过这种互动的社会关系或网络,来获取各种政治丶经济信息及资源,以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拥有愈多社会网络的人,其社会及经济地位亦愈高。但是,与布迪厄不同,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连结机制 (A bonding mechanism),让不同的人连结在一起,用于社会结构的整合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Coleman, 1988, 1990)。
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的社会资本理论:公民面向 (Civic Perspective)
普特南 (Putnam, 1993a, 1995, 2000) 采纳了科尔曼提出的理论原则,并扩展到从政治学角度分析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徵,例如网络丶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采取行动与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 (Putnam, 1993a, p. 35)。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促进人际合作的元素,并以民主社会的自愿组织 (Voluntary associations) 作为例子说明其观点的应用。他认为,自愿组织是一种公民参与 (Civil engagement) ,而这种参与能促进及增强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和信任,最终产生和维持集体福祉(Collective well-being) (Putnam, 1993a, 1995)。
根据普特南的论点,自愿组织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并产生信任。这种信任带来了互惠 (Reciprocity)丶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s) 和自愿组织的发展,亦奠定了社会资本的基础。当中,信任丶互惠和自愿组织之间存在一个循环:信任产生互惠和自愿组织;而互惠和自愿组织的加强亦会产生信任 (Putnam 1993b, pp. 163-185)(图三)。同时,普特南特别将信任及其伴随的互惠与公民参与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公民社会力量的指标 (As an index of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简而言之,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特别是通过参与自愿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对公民力量的直接评估,并且可以成为反映社会丶政治和经济繁荣的工具 (Putnam, 1993a, 1995, 2000)。但是,一些学者 (Portes, 1998; Brucker, 1999; Foley & Edwards, 1999; Swain, 2003) 认为,普特南并未有准确及清晰地分析社会资本与社会丶政治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普特南亦未有讨论不同政党和自愿组织之间的冲突和内部权力结构,以及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 (Siisiäinen, 2000)。
图三:信任丶互惠和自愿组织之间循环
林南 (Nan Lin) 的社会资本理论:网络导向 (Network Approach)
林南 (Lin, 2001a, 2001b) 的理论主要聚焦在关系性资产 (Relational assets), 他指出社会资本源自社会网络及社会关系之内(图四)。林南 (Lin, 2001b, p. 12) 指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能够被使用及动员在特定目的的行动中」。林南的社会资本定义包含三种元素:(1)资源存在于社会结构中;(2)社会资源的可使用性;以及(3)应用在特定目的的行动中。林南进一步提出,有效运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能够提升社会及经济地位;同时,社会资源的(部分)使用取决于社经地位及社会网络的运用。
图四:网络导向的社会资本
有别于其他三位学者,林南将社会资本的讨论延伸至开放性的社会网络 (Open networks) (Lin, 2001a)。他指封闭性社会网络 (Closed networks,又称强连系 Strong tie) 的有效性在于维持人们的资源与合作;而开放性社会网络 (又称弱连系 Weak tie) 的用处则在于促进资源的增加及目的性行动的实践 (Lin, 2008)。其後,林南 (Lin, 2008) 亦有提及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指组群内的内部社会资本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来自成员的资源提供,并有效维持组群的团结与凝聚;外部社会资本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则指组群外部的资源及网络,通过连结其他组群及组织来获取,但其效能需要视乎跨组群之间的连系及开放性。不过,亦有其他学者指出林南未有仔细探讨运用社会资本改善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 (Häuberer, 2011)。
社会资本范畴
不同学者均倾向共识社会资本是涵盖多维度范畴的 (Multidimensional) 概念,但所涵盖的范畴仍未达成共识。而社会资本的范畴则基于不同的处境丶视点及分析层面有不同的诠释 (Woolcock & Narayan, 2000)。例如,普特南聚焦于网络丶规范及信任等范畴 (Putnam, 1993a);而林南则强调资源与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Lin, 2001a)。
社会资本六大范畴
根据世界银行 (Grootaert et al., 2004, p. 5),社会资本包括六大范畴(图五)∶(1)社会网络;(2)信任和团结;(3)互助和互惠;(4)社会凝聚和包容;(5)社会参与;及(6)资讯和沟通。
图五∶社会资本六大范畴
- 社会网络 — 这是较普遍的社会资本范畴,指人们可接触或参与的社会组织或非正规网络;人们可从社会网络中得益,亦可为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付出。
- 信任和团结 — 这是有关人们之间和对社会其他组群的信任。例如对邻居丶服务提供者及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 互助和互惠 — 此范畴是指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丶共同合作以达到互惠互利。例如共同改善社区或回应社区的突发情况。
- 社会凝聚和包容 — 社区包括不同组群,而各组群的不同特徵及生活方式容易产生矛盾。此范畴是有关识别社区各组群的不同,增加彼此互动,并达致凝聚及互相包容。
- 社会参与 — 此范畴是指人们对社会组织或网络的参与。例如通过参与自愿或义务组织,服务社区内其他有需要的组群;与其他社区成员合作,共同改善社区问题。
- 资讯和沟通 — 这是有关资讯的传递及沟通渠道。例如人们如何获得有关公共服务和资源的重要社区资讯,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一些沟通渠道发表意见。
社会资本的类别及层面
凝聚型丶搭桥型及连结型社会资本 (Bonding, Bridging and Linking Social Capital) (图表一)
凝聚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是群体内部现象,该群体是由背景相近的人士紧密地凝聚在一起而组成——这可从该群体的同质性丶牢固的行为规范丶忠诚度及排外性中反映出来(图六)。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一小撮紧密连系而需要互相支持的新移民家庭所组成的群体 (Onyx & Bullen, 2001; Putnam, 2000)。
图表一:凝聚型丶搭桥型及连结型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类别 |
凝聚型社会资本 |
搭桥型社会资本 |
连结型社会资本 |
---|---|---|---|
性质 |
同质性的羣组丶成员有紧密的接触 |
异质性的羣组丶成员联系相对疏远 |
不同社会阶层丶地位的个体或组织之间的联系 |
例子 |
家人丶相熟朋友 |
一般朋友丶同事及不同社区人士 |
个体或社区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 |
图六∶凝聚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搭桥型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是指向外面对及联系社会上不同羣组 (Putnam, 2000) 而产生的社会资本(图七)。例如:与一般朋友丶同事及不同种族文化人士的社会联系。
图七∶搭桥型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连结型社会资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 是指把社会上不同人士和群组与社会上具有权力及资源的人士和群组连结起来(图八)。通过此连结,机构丶社会,甚至国家内的文化丶价值观及制度可被改变 (Woolcock, 2001)。
图八∶连结型社会资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
结构性丶关系性及认知性社会资本 (Structural, Relation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tial)(图表二) 结构性社会资本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是指联系人和团体的关系丶网络丶组织和机构 (Coleman, 1988)。结构性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分析联系的疏密和网络的大小来量度 (Bourdieu, 1986)。
关系性社会资本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是指不同人士之间的关系。关系强度 (Granovetter, 1973) 经常被用作量度单位(例如关系接触的次数及时间丶关系之间的互信互惠程度丶关系之间的凝聚及包容能力等)。
认知性社会资本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涉及信念和看法。在社区层面上,可通过邻里之间的信任度丶互惠和公民身份(例如是否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来量度。在个人层面则可以通过对社区的感受来量度,例如对社区的信任感丶互惠的气氛及归属感 (Putnam, 2000; Uslaner, 2002)。
图表二:构性丶关系性及认知性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类别 |
结构性社会资本 |
关系性社会资本 |
认知性社会资本 |
---|---|---|---|
性质 |
社会结构 |
关系的性质及质素 |
共同理解 |
特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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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laridge, 2018a, p. 2
微观丶中观及宏观社会资本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综合有关社会资本的文献,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层面会视乎研究的视点而略有不同 (Claridge, 2018b)。例如部份学者的研究聚焦在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而另一些学者的讨论则集中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在于不同层面的社会结构,包括个人丶团体丶机构丶社区丶族裔群组,以及政府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会重叠,亦会相互影响。
有学者 (Claridge, 2018b) 建议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种层面,包括微观(个人)丶中观(团体或机构)及宏观(社区或社会)层面(图九)。这种分类有助理解社会资本概念的复杂性——它是存在于不同层面的社会结构及复杂的社会环境(见图表三)。
图九:社会资本的三种层面
图表三:微观丶中观及宏观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层面 |
内容 |
属性 |
---|---|---|
微观 |
个人 |
|
中观 |
团体或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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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 |
社区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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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laridge, 2018b, p. 4
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 (Determinants of Social Capital)
了解及研究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是学术界及社会政策的重要议题,有助于制定社会资本发展实践策略及政策 (Hanibuchi & Nakaya, 2013)。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是指有助促进社会互动合作,社会互助文化及规范的发展,以及信任丶信念及价值建立等的重要因素 (Claridge, 2019)。虽然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所牵涉的内容非常广泛并涉及不同层面的分析,不同学者亦尝试整理及归纳不同研究的相近内容 (Claridge, 2019; Hanibuchi & Nakaya, 2013; Kaasa, 2019)。例如Claridge (2019, p. 1) 尝试列出不同社会资本的因素,包括微观及宏观层面,如个人教育及家庭背景丶邻里环境丶历史及文化等(见图表四)。另一些学者则尝试将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分成个人及邻里或环境关系层面 (Hanibuchi et al., 2012; Kaasa, 2019; Lindström et al., 2002)。
图表四: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例子
社会资本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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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laridge, 2019, p. 1
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关键因素
不同研究指出一些个人层面的特徵或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如年龄丶性别丶教育程度丶收入丶婚姻及就业状况等 (Kaasa & Parts, 2008)。个人的就业状况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有研究指出面对失业的情况,人们会失去动力参与社区,甚至对社会发展失去信心 (Christoforou, 2005);此外,退休人士及家庭照顾者亦相对较少接触正规的社会网络 (van Oorschot et al., 2006)。
邻里或环境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关键因素
有学者 (Hanibuchi & Nakaya, 2013) 指出了邻里特徵及环境因素对于社会资本发展的影响 (Hanibuchi et al., 2012)。他们的研究聚焦于都市化的程度 (Urbanisation)丶城市设计的可步行性 (Walkability) 及社区的历史,藉此找出邻里特徵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些邻里特徵或有助于居民建立信任感及归属感,参与社区组织,以及与朋友联系 (Hanibuchi et al., 2012)。
社会资本发展计划的重要性
不同研究均指出社区发展性计划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建立,而发展社会资本亦有助达致不同社会成果 (Social outcomes),包括改善不同组群的健康丶经济情况及福祉。
社区计划的社会资本成果
不同社区计划的经验均发现社会资本发展的成果,例如一些社区领袖发展计划能够有效发展居民建立社会网络的能力,亦有助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及网络的建立 (Burbaugh & Kaufman, 2017)。一些青年发展计划及地区活动亦有助社会资本的发展,如促进建立社会信任丶社区归属感,以及促进义务工作的参与 (Darcy et al., 2014; Krasny et al., 2015)。
福祉丶健康及经济成果
不同社区计划亦透过促进社会资本发展,改善不同群组的福址丶健康及经济。例如透过发展社会资本营造年龄友善社区 (Age-friendly community),从而改善长者的精神健康 (Glicksman et al., 2016)。另外,社会资本发展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Woolcock, 1998),如协助就业市场网络的发展 (Asquith et al., 2021)丶改善贫穷情况 (Halstead et al., 2022),以及推动社区经济的发展 (Roxas & Azmat, 2014)。